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契合

毛毛

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仅是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基石。尽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起源背景不同，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内在一致性。这一契合不仅体现在价值观的共鸣上，还反映在社会理想、实践路径等多方面的一致追求上。

从价值目标上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同”思想具有相通性。

中华民族作为具有崇高理想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历程中产生了诸多关于建设理想社会的美好蓝图，深刻反映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利益诉求，体现了人们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期望。如古代先贤曾在《诗经》中对大同社会进行了描述，反映其对于没有剥削与压迫的理想社会的向往。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大同思想是在面对社会的动荡和不公时形成的理念，对后世对理想社会的理解和发展具有较大塑造作用。除儒家外，历代文人大夫也会通过文学作品表达他们对美好世界的向往，如陶渊明所写的《桃花源记》，不仅反映了作者对当时战乱频繁、人民生活困苦的社会现状的不满，更寄托了其对和谐宁静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

这种渴望摆脱现实困境、追求人人平等的愿望，同样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找到共鸣——即通过消除私有制下的剥削关系实现全人类解放的伟大目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且每个人都能自由全面发展的美好社会；中国古代文化中的“天下大同”理念则表达了对一个人人友爱互助、家家安居乐业的理想世界的期望。由此可见，虽然马克思主义与“天下大同”理念出自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但都强调了公共资源应为全体人民所共享的原则，致力于消除任何形式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从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同时，二者也均提倡打破地域间的隔阂，促进全人类的团结合作。正是由于二者间的这些共同之处，当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引入中国时，它能够迅速与中国本土的优秀传统思想结合，进而赢得了广大中国人民的认可和支持，也为我国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从价值立场上看，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以民为本”思想具有一致性。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于人民立场的高度重视，也展现了二者深刻的内在契合性。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西方社会受到唯心史观的普遍影响，这种观点倾向于将历史的演化进程归因于抽象的精神力量或超自然因素，忽视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根本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完成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两个转变”，最终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共产党宣言》的发表即标志着这一立场的确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人民群众不仅是历史舞台上的演员，更是历史剧本的创作者，历史的发展依赖于人民群众的推动。

与此同时，在中华文化悠久的历史当中，“民本”思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尽管早期社会当中神权统治思想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开始强调民众的重要性。“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民生福祉的关注。自汉唐以来，“民本”思想逐渐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之一，如贾谊所言：“礼者，所以固国家，定社稷，使君无失其民者也。”君民关系如同舟与水的关系，进一步彰显了人民群众对于稳固政权的重要支撑作用。至明清之际，王夫之、黄宗羲等人更加强调了民众的地位，甚至提出了一些超越传统封建制度框架的思想。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深刻认识到人民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追求没有剥削压迫、人人能够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中华传统文化提倡以民为本，将百姓的利益置于首位。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共同的价值取向，当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引入中国时才能迅速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共鸣，为中国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宝贵的理论指导。

从思维方式上看，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辩证思维具有相似性。

思维方式是人们看待事物的角度、方式和方法。机械唯物主义往往采用孤立、静止、片面的眼光看问题，具有形而上学的特点。唯心主义的辩证法虽然采用辩证的方法看待问题，但是由于其建立在唯心主义之上，就成了一种头脚倒置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实践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性继承，创造了唯物辩证法。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提到，唯物辩证法具有批判性和革命性的特征，它要求我们以动态的眼光看待事物的发展变化过程，并且认识到任何现存状态都不是永恒不变的。这一观点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诸多智慧相呼应。例如，《周易》提出“生生之谓易”的观念，认为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变化之中；老子在《道德经》里阐述了“反者道之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等思想，揭示了事物对立面之间相互依存转化的关系。这些都是对自然界和社会现象深刻洞察的结果，是中华民族在悠久历史中积累起来的独特思维方式。

理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互契合的内在机理，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研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发掘两种思想体系间的共通之处，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适用性和生命力。同时，要利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使其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同时具备更强的时代感召力，为构建既具中国特色又面向世界的新型文化形态奠定坚实基础。

来源：中国旅游报            作者：何兴 郭艳梅

（何兴，江西甘祖昌干部学院、中共萍乡市委党校讲师；郭艳梅，中共新余市委党校讲师）